大学的“另类”发展
——也谈区域型高等院校结构与功能转型
把多勋
发端于上一世纪末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与功能转型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最“宏大”的事件，中国高等教育原有的规模、结构、内涵及与社会互动的机制都空前地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优劣之争与价值定位的讨论依然不绝于耳，似乎尚未有“庙堂”和“民间”都普遍认可的“定论”。可以理解的是，整个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剧烈的社会变动，尤其是中国社会都处在一个全方位的“转型”和“跨越”之中，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变化的价值讨论没有定论也在情理之中，社会变革毕竟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背景和“自变量”，须假以时日，方能看得清楚明白，甚至可能都不是一代两代人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分工和组合都十分清晰、有自己明确边缘的规则社会，高等教育在独立地——或者说孤立地——承担着自己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使命，发挥着这个特定的功能，当然，文化传承也是高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它蕴含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本体功能中，是这两个本体功能的衍生品。高等院校就是那么一个为世俗社会仰慕的另类——一个关于“雅士”和“雅识”集聚的知识殿堂，它规模不大，优雅而精致，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消费水平条件下，也无当下所谓的“经费”之虞，最重要的是，它与社会是那矜持地互相“割裂”和“对立”着，它优雅地保持着与社会一定的距离，总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静态社会没有关于让它提供什么“服务社会”的需要，它也没有因为“经费”等问题而产生自然而然的对社会的智力“供给”。这个时代被叫做中国高等教育的精英时代，它崇尚的是高等教育的本体、独立、人才培养、单一知识创新与知识文化价值的传承、普及对社会居高临下的优化、雅化和文化。
惜乎当下的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目前的高等院校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和情势，“服务社会”这个重要的职能被嵌入高等教育结构和内涵中之中，原有的静态的、稳定的结构被空前的“解构”了。这种解构并不是原有结构性质不变条件下的一种要素的“物理性嵌入”，而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分子链”的化学性质的变化，相当于重构了中国高等教育整个“物体”的“分子式”，完全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经济社会的市场化发展之压力与内部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动力交互作用，形成了强大的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功能，且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功能都在某种意义上被“服务社会”功能裹胁，甚至是绑架着前行，造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空前的分化和变革，各种分化与变革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与思考：全国性、综合性高等院校在继续、也依然能够担负本体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的条件下，区域性高等院校将何去何从？
当下大家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区域性大学和全国性、综合性大学都在满足人才培养（当然人才培养也有侧重点）目标的同时，地方性大学应“部分”甚至“基本”放弃基础研究领域，把它让位于条件更好的全国性综合大学，而它的功能则应更加准确地定位在研究的“应用研究”层面和功能的“服务社会”层面，为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工具价值。这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市场化走向改革以后高等教育市场资源配置的自然分化结果，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分化过程中，为确保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屹立”于世界高等教育之林，在顶层的制度设计与经费划拨上对传统优势全国性综合大学也实施了差别化对待或“倾斜”，从而区域性高等院校的发展被相对挤压，空前的面临诸多尴尬，需求差异化的应用研究特色和将自己自觉纳入“地方性问题”的研究领域调整也就成为了不二选择。歪打正着，这反而造就了区域性高等院校的适时的结构与功能转型，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纵向和横向上的差异化和特色化高等教育格局——也包括结构上的和功能上的。以国家利益和诉求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来看也好，从高等院校“自保”和“生存”的角度出发也罢，这种分化后自然形成的高等教育格局都是合理的，且符合世界产业教育发展发展趋势，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过几百年发展不也形成了从精英教育和基础研究见长的研究性大学为顶尖到多种职业高等教育为塔基的金字塔型结构吗？
当然这并不拒绝那些历史悠久、在若干学科领域已形成雄厚的学术积淀和优势且不逊于全国性综合大学研究水平的区域性高等院校依然保持并大力扶持其基础研究的优势地位，继续扛起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的“大旗”；但是区域性高等院校在全球化背景、改革深化、高等教育继续分化和洗牌且市场决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当下，适时地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自身发展定位、结构域功能调整的确是明智之举。这就需要区域性高等院校审时度势，科学地、精准地、及时地研究和认识自身所处的宏观因数和微观环境，在学理层面上重新确认自身所处的地位、定义作为高等院校与社会互适层面上的“存在”属性，并将这种属性进行市场、产业、社会和发展意义上的“放大”，确立自己在“区域”（是否“区域的”也就是“世界的”？）范围之内和市场意义上的垄断地位、学术意义上的优势地位和文化传承意义上的文化地位。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许多区域性高等院校这种转型和调整做的比较早（当然也主要得益于它所处的区域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支撑），早已先入为主地形成了自己在区域从而也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应用研究优势地位，早早地给自己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的确是明智之举。
当然，西部地区高校在这个“痛苦”的转型中尤其面临较为困难的境地。一方面，宥于我国发展改革从东部向西部的渐次递进，观念、原有的基础研究结构和区域发展支撑的原因使西部地区高校长期拘泥于或陷于“精英”情结难以自拔；另一方面，孱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没有提供让它转型和调整的“土壤”，也没有产生强劲的产业需要催生西部地区高校的转型。因此，西部地区高校中的大部分区域性高等院校依然在“精英”定位和“区域”定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综合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培养之间挣扎和纠结。最为麻烦的是西部地区的师范院校，它兼具综合性大学和师范性大学的双重性质，在师范教育的传统优势地位和制度优势日渐丧失、风光不再的今天到底往哪里走，这是它面临的一个关乎发展的战略问题，说严重点，更是一个关乎生存的严峻命题。
总之，区域性高等学校得正视中国社会变化导致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功能变动这一客观现实，在高等教育分化中把握生存发展的定位、资源与要素和环境支持，不是在高等教育一般体系中而是在特定地域和专业领域中寻找发展的新的出口。“服务社会”不应是对传统大学本体价值的颠覆，而应明确地视为是在高等教育分化中区域性大学办学属性与战略定位的新型领域。我们应该庆幸开放和改革导致了大量的“区域性问题”从而产生了对区域性高等院校的应用研究需求和专业人才需求，反而从区域层面上“倒逼”它在完成学科和专业结构的转型，这是对区域性高等院校的“拯救”而不相反。这一认识和这一过程是富有挑战的，也是一次痛苦的历练，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此其时也。
